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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同样得益于优越的地理因素。 但是，欧洲大陆的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因为这里长期是大国俱乐部活动的场所，也没有无主的土地，每个国家只要伸伸胳膊动动腿，都会涉及他人的利益，这种格局也就使得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。现代民族国家之所以成其为国家，就在于它享有绝对的主权。它靠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原则来获得它的主权，并保障其公民的自由。但这种主权是通过战争和其他形式的暴力来获得的，欧洲在1648年威斯特发里亚条约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中，不断爆发新生的民族国家与原有大国之间的冲突，有实力者获得别人的承认，成为“国际大家庭”中的一员，没有实力或竞争失败者则被淘汰出局，永远在历史的竞技台上消失。黑格尔在《法哲学》中曾写道，战争有利于一个民族的伦理健康，多少也是对这种现实的清醒认识。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，原来只是一个城堡的统治者，
oil paintings 但经过好几个世纪的长时间经营，使这个家族的统治地域逐步扩大，依靠与人口极不相称的军事力量和敏锐的外交努力（由于对军队建设的极端重视，普鲁士君王个人成为了简朴的人，历代国王几乎对每一份不是用于军队的钱都感到痛心，并使全国的一切活动围绕着军事建设而展开），最终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德意志帝国，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就不难理解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话：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，都不是依靠演说和多数票所能解决的——这正是1848与1849年所犯的深刻错误——而是依靠铁与血。 从这些简要的历史事实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麦尼尔尽管指出了富与强的辩证关系，但在强调军事力量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重要性时，却多少忽视了一个问题：即一个民族好兵的文化传统对其兴亡依然具有重大意义。甚至在市场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，一个崇尚勇武精神